4月上映的电影《白日之下》豆瓣评分高达8.0，可以说是近来难得的现实主义港片佳作了。电影改编自2016年残疾院舍黑幕报道的真实事件，以新闻社侦查小组记者晓琪的视觉出发，展示了残疾院舍“彩桥之家”虐待院友的非人道生活，揭露了隐藏在新闻背后、鲜为人知的真相。

在谈《白日之下》之前，有必要先来谈谈导演简君晋的“发心”。何为发心？就是生发的心思。

创作者的“发心”非常重要，它在某些程度上撑起了作品的内核。导演的“发心”基本决定了影片的导向——是纯功利还是有灵性，是假大空还是真力量？这其中差距很大。正是因为简君晋真诚、冷静又充满温情的“发心”，才让《白日之下》如开在坚硬土壤里的花朵般熠熠生辉。

简君晋指出，拍这部电影就是想尽力还原部分真实给观众看。面对制度漏洞和人性之恶，自己作为电影工作者，未必可以完美解决问题，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，让更多人思考。这部电影结束后，哪怕能令观众想起自己的爸爸妈妈、公公婆婆，想起他自己身边的人，自发捎去一份对亲人的关怀和慰问，目的就也达到了；能令一些新闻工作者看完电影后能有小小安慰就已经让人很开心了。

电影不论题材，终归都是关于“人”。《白日之下》并不完全致力于道出记者行业的辛酸，而是透过他们坚守岗位的执着，回归到作为“人”应该怎样面对和回应世界各种荒谬的本质上来。这种“发心”，使得这部电影既有着残酷的真实，又有着温暖的力量。

残酷的真实，一方面体现在展示借助制度漏洞来作恶的丑陋行径。电影取材自真实事件，其中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张建华涉嫌性侵智障女童、2015年剑桥护老院将老人脱光露天冲凉、2016年国宾之家残疾院友被反绑床铺坐厕、2019年康桥之家院友离奇死亡等事件。这些弱势群体在恶人的虐待和资本的蹂躏下，遭受了非人待遇，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，被封闭在暗无天日的阴影中，永不见光。影片《白日之下》则是从强调和反衬了这残酷的真实——丑陋和黑暗，一直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着。

另一方面体现在为寻找光明、曝光黑暗但却徒劳无功的新闻工作者们呼吁发声。简君晋在影片筹备过程中找到了披露事件报道的记者。他自认为对方做了很厉害、很英雄的事，记者却回应说有人感激他们，但也有很多家属痛骂指责他们，因为报道出来之后院舍吊销了牌照，使得很多院友无家可归，这一点在影片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，很多事情本身存在矛盾，无法用单一标准来评价和衡量。

大结局中，院长章剑华因性侵智障女院友成了被告，但律师却宣布“经过长时间考虑，基于保护受害人的理由，决定撤销对被告人的指控”。法官宣布终止审判时说，“这次是被告的幸运，同时也是受害人和社会的不幸。”对真相的收集和对正义的控诉，都没能让恶人绳之以法，这让影片充斥了深深的无力感和沉重感。

“希望”并不总是一个好的结果，“希望”是一个动作，这是简君晋的内心话。这种思想化成了创作的内核，进一步升华了《白日之下》的主题。因此，影片体现的温暖力量，并不在于努力创造假大空的圆满结局和纯正无暇的光明未来，而是致力于引发观众的关注：比如关注个人的身心健康、关注社会老龄化发展趋势，关注司法健全和法律正义，从而珍惜生命和美好。让人感到欣慰的是，《白日之下》以振聋发聩的无声控诉，成功介入了现实：影片真实原型张健华于2024年3月25日被判，这无疑让受害人家属和始终关注案件进展的大家大快人心了一回。

但我们也要看到，《白日之下》并不是完美的。导演本人心中的无力情绪在表达中占比过多，剧情设置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方面也显得有些失衡——这两种情况导致了影片节奏有些缓慢，剧情有些模糊甚至稍显冗长，观众代入感不够强，整体的灰暗色调也过于沉重。体现在商业市场上，《白日之下》虽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三项大奖，但内地票房属实有些惨淡。

但整体来看，《白日之下》以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，引发了人们对现实主义现象的思考，为真相的到来增添了一点希望。我想简君晋，也一定借影片寻找到了自己心中的那道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