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学专业，变成了“反优绩主义”的象征。
在城市人的想象中，教人种地的农学专业，不关心高分、绩点，只关心种出南瓜的大小。农学生正是海子诗中定义的幸福的人，“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”，仿佛是最不内耗的一批人。
学农，成了一道出给城市中产娃的必错题。此前毫无种地经验，却有人不顾高分，放弃了录取线更高的学校和专业，选择“弯腰种禾苗”。
一头扎进农学这个许多人眼中的“天坑专业”，就能摆脱优绩主义的城市病吗？
新世界
卫生间长出了蘑菇，但那是张稼时亲手所植。评估全家各处之后，她才选中了符合蘑菇生长湿度要求的卫生间。
白瓷马桶边，听着冲水的哗啦声响，榆黄蘑从菌丝发育到饱满的状态，用了7天，变成一捧金黄色的“绣球花”。
张稼时记得自己的喜悦像汽水的气泡一样冒出来。那是2020年农学专业网课的课程作业。她把榆黄蘑个个摘下来，摞成一叠，心里始终充盈着可感的欣喜。
高考、到城市读大学、未来在城市立足……农村成长的张稼时，人生框架依据城市展开，也许心灵的更多部分属于城市。分数常定义她的层次，外公从小到大也都教育她，要做老师或科学家。但19岁，进入植物保护专业之后，她开始沉浸于亲手种出植物的快乐，“找回”了自己的农村身份。
榆黄蘑后，她在自家地里播种下更多果蔬：黄瓜、羊角蜜、番茄、辣椒、小青菜。后来小青菜被虫子吃了，她查到虫子叫潜叶蝇，“这是发现的过程。你会因为自己的知识不断地叠加，认识的东西越来越多，这种快乐就越来越多。”
在一次学校活动中，18岁进入林学专业的许葛获得任务：寻找“红刺露蔸树”。目标在学校里一条她常走的路，她却对这一名字复杂的稀罕树种毫无印象。最终在几棵大树后面，脚踩着土壤，她发现了树林中被挡得严实的红刺露蔸树。
站在那棵树前，她很惊喜。红刺露兜树的样子很奇特，树干生长出数十条插入土地的气根，像章鱼的脚，“长得怪怪的，又很可爱。”
农村老家曾以植物的印象，勾动这个城市孩子。2013年，回老家的许葛跟着爷爷奶奶上山，看见脐橙树被成片砍掉，很多的脐橙烂在垃圾桶里，弥漫腐烂酸味。还在读小学的她，为遭砍的树而困惑。老人回答，因为树得了“黄龙病”。
这个城市里听不到的名词她再没忘记。今年9月，时隔13年，她刚刚拜入研究柑橘相关病害的导师门下读研。
学农之后，世界赠予许葛更多名词，变得越来越清晰。课程让她第一次领悟，每一种树木都不同，“它的叶脉不一样，叶形不一样，叶子生长的位置也不一样。”如今，走在植物园里，她能够叫出绝大部分植物的名字。
农学的领悟照见每个人的禀赋。许葛的一个同学就分不清树木，却轻易能够看出每种蘑菇细小的差别，专攻研究蘑菇。觉得蘑菇长得都差不多的许葛，擅长辨识叶子和枝干，“有些叶子是相对着生长的，有些是交错着生长的。叶子的触感和颜色也不一样，枝干的树皮也都不一样——有些很光滑，有些很粗糙，有些会蜕皮，有些一直保持半蜕皮的样子。”
一千六百年前，41岁请辞返乡、事农12年的陶潜，曾写道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古人从城市回到农村，逃离“案牍劳形”，寻回心灵自由。当代城市人有着更强烈的冲动，主动观看一系列有关种地、乡居生活的综艺和影视剧，似乎缓解了大厦格子间里的“乡愁”，找回农村所象征的“诗和远方”。
2026年，又想逃离“心为形役”的城市人，在社媒平台将农学生立为“反优绩主义”的标杆。人们想象中的农学生，摆脱快节奏、硬性指标的城市生活，回归自然与生命的本质：生活慢了下来，他们在田间用光诱捕昆虫，等待玉米长大。同学之间，很少比较绩点高低，更多比较种出南瓜的大小。
“种稻清明前，乐事我能数。”贬谪后被迫学农的苏东坡，尚能自得其乐。选择学农的城市孩子，主动接触农事，也从中找回生活的趣味。
攻读至农学博士的张稼时，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博物学家。总有朋友问她问题，她也总能回答。朋友问，这棵野菜可以吃吗？张稼时答，可以，这是青苋菜。朋友问，为什么路边的树要涂白色的粉？张稼时回答，为了防冻。朋友问，树上打的针是什么？张稼时答，是赤霉素，因为这是一棵杨树，打赤霉素促进营养生长，杨絮就不会往外飘。
农学知识带来独属于农学生的快乐。一次聚餐，张稼时发现自己成为饭桌上唯一一个认全所有菜的人。朋友们很崇拜她，“他们说，哇，你好厉害。身边朋友都拿我当百科全书用。”
还有一次，她跟小朋友科普知识。小朋友问她：“长大了就可以知道这些东西吗？简直太棒了。”张稼时想，不，很多人长大了也不会知道这些。
图丨张稼时在实验室
她费了专业课的苦功夫才习得这些知识。农学有项入门课叫植物学。老师带张稼时和学生们到校园里认植物，这是最基本的知识。老师留下了课后作业：每个人需要记录100种植物。
100种植物，写到后面，她的手都写酸了。一种植物要写半页纸，所属于的界门纲目科属种，植物的根茎叶长什么样，植物的功效是什么。有的植物还需要画出它的轮廓，或是显微镜下的横切面。
城市人很少积累对自然的了解，不自觉错过多少丰富的小世界。因为农学，张稼时头一次细细辨别虫子，收获一种更深刻的趣味：持续凝视一个微小生命，直到它体现出一整个世界的规律。
进入昆虫实验室，张稼时接到了第一个任务，观察不同虫子的交配节律。一个雄性，一个雌性，相互两眼一瞪，就是“对上眼了”。好几个雄性都想讨得雌性欢心，就两两打起来，有时还有第三个雄性趁其不备，跑到雌性身边。雌性不同意的时候，就强烈摇动自己的身体，想把雄性甩飞出去。
张稼时每天持续地看，看得出神。小如一粒灰尘的昆虫，在显微镜下观察。比较大的，在透明的亚克力板箱子观察。常在夜间活动的，就在笼子里装红外摄像头，看监视器屏幕观察。
张稼时越来越痴迷于虫子。它们从繁杂的世界里被挑出来，变成她的课题，变成她休戚与共的“朋友”，意义便截然不同，“只有自己的东西，你才会在乎。”聚会时同学们相互介绍家乡和爱好，她都记不住，用他们研究的虫子作为称呼人的代号，“我只能记住你是做蚜虫的，你是做瓢虫的。”
农学变成一种看待万物生灵的新视角。另一门让她印象深刻的农学专业课是草学课。那也是张稼时第一次知道，不起眼的草还有这么多分类。人变小，草变大，人的目光终于与草齐平。
这种视角下的世界，没有分数、资产、层次等生命之外的尺度。就像张稼时总是琢磨的一句话里，老师告诉她：“没有一棵草可以被定义为杂草。长错地方的植物，会被叫作杂草，换一处地方，它就有可能是一味治病的草药。”
城市滤镜
庄稼人有另一种生命经验，一生与难以忍受的皮肉苦共存：久久弯腰劳作的疲惫、酸痛；早春蹚进刚化冻的稻田水，夏天则熏蒸着田里炽热的水汽；抢收麦子，要连续多日昼夜劳作，与天争时；坚实的麦芒形成针林，戳刺、划割人的全身皮肤；麦粒麦糠，钻进衣服和皮肤的褶皱中，像砂砾磨蚀蚌肉般反复磨蚀肌肤，造成红肿、溃烂。
务农所收获的生命价值，或许只在城市人的滤镜中体现。学农的城市孩子，此前毫无种地经验，往往只凭心中理想而钟情于农学。
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江浙沪独生女李雨杉，学农是为了寻找故乡。她想象的乡村是秋收时分，金黄的麦穗铺满整片土地，向无边的土地尽头延伸。画面来自童年电视里的央视七套《每日农经》节目，曾吸引五岁的她钉坐在屏幕前。
同一年，大街小巷播放的广告是另一种理想：“长大我要当世界冠军，妈妈给我鼓励和喜之郎；我要当太空人，爷爷奶奶可高兴了，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。”而她对父母说：“我要种一辈子地。”
城市生活相较土地而言，太过逼仄平庸。每年春节都让李雨杉觉得无趣：没几个同城、保持联系的亲戚，最多过大年三十和初一两天，只在几户精装公寓之间打转。春节只剩下假期的空闲，全家人外出旅游。
李雨杉幻想中的老家是广西的一个海边村子。爷爷告诉她，村口有一棵歪脖子的老榕树，村里种茶，每到时节就绿油油的。她再没回去亲眼看一下。她说，这一代城里年轻人都是“没有故乡的人”。
城市同学不理解她的“乡愁”。高考前一天，和班里同学一起，她把写着中国农业大学的志愿便利贴贴到墙上。同学们一开始笑话她，最后还是给她写了加油留言：“我们代表月亮把种地养猪的任务交给你！”
“笑话我没啥，我也考不上（农大）。”李雨杉说。那是国内最顶尖的农业院校之一。那年，李雨杉高考没考好，“选不到什么特别好的学校”。她的志愿前几项都是农学专业，最终被一所双一流农林院校录取。
涉及城市人关心的分数时，农学有其尴尬地位。对农学感兴趣并且最终学农的人，农学已经是范围内的最优解——他们的分数够不着好学校的工科、商科等热门专业，农学相对冷门，也能转到生物学等方向。许多分数更高的人，可能因此放弃农学志愿。一位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说，在她身边，不顾一切学农的人只是极少数，比如分数线高过清北却要来农大学育种的，这样的人在全年级都有名气。
城市人学农的自由仍被分数高低所左右。有人在学农相关的社媒帖子下提问，“（农学）读出来就可以成为农民吗？”紧跟着的评论，点出农业的真正现实：“不读出来也可以的姐妹”。
学生们很快发现，自己对农学的想象如同空中楼阁，轻轻戳破一处，就全部倒塌。农学，和农业、农民都全然不同。
最常见的误会是专业名。农学分类下的“园艺”与园林艺术无关，指的是蔬菜、水果和花卉的育种；“植物保护”不是到深山老林里保护野生植物，而偏向于农作物的保护，细分专业通常有昆虫、病理和农药方向。
乔荞对农学有具体的期望——种蔬菜和水果，“和我的生活比较接近”，因为蔬菜和水果在生活中能见到，摘下来就能吃。但后来她发现，学得更多的是大田种植的粮食，需要经过一年的时间长出来，经过各种加工，煮熟，“感觉它离我远一些”。
农学专业必吃的苦，也远远超出这些城市人的想象。
本科时期，11月的江苏，李雨杉和同学扛着棉被和毯子上山，到学校的林场实习。宿舍是12人间，甚至有24人间。夜晚寒气逼人，澡堂和厕所都在室外，澡堂里只有四五个淋浴头，用太阳能加热，阴天只能去锅炉房一桶一桶地烧热水，挑到澡堂里洗澡。
连饭都令人反胃。在山上林场，全班吃的饭菜倒在一口锅里，无论甜口咸口，无论干的米饭还是流动的油水，全部都混在一起。李雨杉回忆道，“跟吃猪食没有特别大的区别”。
本科毕业的康森在武汉一家辣椒基地，从事生产管理工作。他早上6点半出门，晚上5点半下班，长期顶着39摄氏度的大太阳工作。23岁，因为长期在园区徒步巡查，康森的鞋袜经常被磨破，膝盖也积液磨损，有时候不得不休假调整。
他管理着80多人、200多亩辣椒地，“走一圈都需要二十来分钟”。康森每月的工资只拿到四千多元。这是行业情况，根据数据，2025年城镇私营单位农林牧渔业的年均工资是46552元，月均不足4000元。
伴随身体之苦的，还有劳苦的漫长。农学研究需要长期投入，往往需要耗费几个月甚至数以年计的时间，非常磨人。
本科时期，张稼时在昆虫实验室的任务仅仅是观察。想要研究某种昆虫对农作物的某项影响，就需要种出农作物，培育昆虫。想要培育昆虫，就需要先观察它的生活环境，再在实验室中还原和模拟出来。
张稼时的观察也从未短暂：每种昆虫的生长周期不同。鳞翅目昆虫有的是一个月或两个月一代，鞘翅目昆虫要更长，一年一代或两代。有的昆虫生长周期甚至到17年，太过漫长，不适合用来做科学研究。
图丨张稼时正在研制农药
在漫长的研究中，焦虑成为农学生的心理之苦。农药生测方向的硕士生苏婕，从研一开始就要准备毕业。从第一步化合物的活性评价，到种植和收获作物，再到最后的写作成文，中间大概需要两年时间。传统的育种方向还需要更长的时间。
时间越久，“沉没成本”越大。在一个实验中，苏婕重复四遍，才出现了“勉强是预期的结果”。为了得到完美的结果，她重做了第五遍。有生命的农作物很难完全按照人的预想生长，有时一次实验要等半个月才有结果。如果实验结果不理想，就会必须开始新一轮的等待。
在城市生活的巨大绩效压力下，学农也救不了城市人。许葛看到导师新招进来的农药学博士，找工作都很困难，“农学属于那种很长周期的，上限挺高、下限也挺低的一门学科。”就业压力下，城市人眼中的农学更缺性价比了。
许葛的专业属于传统农药学，在如今的就业中，越来越多地被化学、机械、人工智能等交叉学科的高端人才所取代。“当我听到外面的声音，看到真实的就业情况，确实会产生后悔。”
允诺独特生命价值的农学，其实从一开始就备受嫌弃。大一开学，第一次班会就让许葛感到震撼。新生们逐个站起来，讲述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。学生们大方坦白，自己只是被调剂到这里，试着接触一下，不行就转走。
不久，许葛班的28人，果真转专业走了10人左右。许葛想起那次班会上，老师们只是无奈地笑笑，好像早就习惯了。
回到地里
外公每次和张稼时打电话，总说她是科学家，以后要去各地解决农业问题，去造福社会，“应该是像袁老一样的人”。张稼时苦笑，让外公保持这种幻想也不坏。她早就放弃成为袁老的想法了。
迈过那层滤镜，许多城市人才会迟迟醒悟，过往学农的很多事只是美好的幻想：远离乡村的孩子寄托在土地上，土地上的人们寄托在孩子上。农学背后的产业、土地、农民……是城市农学生必须面对的复杂现实。
本科时，李雨杉随学校社团去大凉山支教，和村民开始了维持多年的联系。她知道，村民在育种上投入许多，希望增产。每年她也帮村民卖苹果和核桃。
但最近一次，亲自进到村里之后，李雨杉看到了荒掉的核桃林。村民们早就不管核桃林了。他们对她说，卖出去的钱都填不上肥料钱，增产这一点有什么用？
受到冲击的李雨杉也想，是啊，自己做的研究除了发文章，还有什么用？再先进的理论都最终让位于落后的生产条件。
后知后觉地，李雨杉对理论的热情也消退了，“越学越觉得对生产没用”。她想起自己最初学农的原因——对土地的喜爱，对土地上具体的人的依恋。
学农的第五年，李雨杉在实验室遇见同样来自广西的师弟。他不停向李雨杉讲述自己的故乡。
她也渴望“回到”故乡，但她想了想脑海里的老榕树，又想了想自己真正生活的城市，感到迷茫：“爷爷奶奶在镇江的一处地方为自己买好了以后的家，我们与广西故乡的联系只会越来越淡。多年以后，我又会为我的孩子创造一个怎样的故乡？”
迷茫中，原本清晰的理想也模糊了。今年博士入学，李雨杉已经转向生物学方向，还没有决定未来是否留在农业。7月，李雨杉刷到一个高考生的求助：644分，想学农。她敲下回复：不推荐。发送之后，她忽然觉得，这样做似乎是在劝阻当年的自己。
毕业后投身农业一线生产的康森，有时也面临和农民的沟通障碍。他想和农民介绍卷心菜，有的地方叫“甘蓝”，有的地方叫“包菜”“白莲菜”，而在他东北的家乡，卷心菜叫作“大头菜”。这是他从未料想到的状况，同一句话往往需要反复地问好几遍，才能让大家搞明白。
平时在学校里学的“知识”，传达给农民也并不容易。康森遇到的大爷大妈常常觉得他是年轻人，“你凭什么管我？”又或者，有些做法他们做了几十年，“为什么非得搞这么讲究？”对于种植大户或是规模化种植的客户，他反而会相对轻松，只需要讲成本、讲效果，对方很快便能认同。
现实迥异于康森过去的理想。他仍旧记得那个日期，在他高考的三周前，2021年5月22日，袁老逝世。这让康森彻底下定决心学农。他的奶奶务农，父母从农村走出来，不希望他再走回农村去。
他本想听父母的建议当个牙医，但袁老的逝世再次提醒了他，“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摆脱农业，也没有任何一个年景不需要农民。”
毕业后自我调适，康森自视为一个“见证者”，经历国内农业从传统农业向设施农业、现代农业过渡的阶段。
“重经验、轻理论”的传统农业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。康森很少见到年轻面孔的农民，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甚至七十岁的老人，他去村里组织产品推荐会和技术宣讲会，来的客户也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。康森所看到的年轻人，更多在大型的农业基地里做技术人员，并且，也在三十岁以上。
他猜测，传统农业会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基本萎缩殆尽，设施农业目前是农业发展与转型的主流。至于现代化农业——比如大型智慧网联的植物生产工厂，可能到2035年以后，才会进入快速发展期。
如今，康森更集中地关注民生，而非农学的科技。他学的理论鲜能用上，转而开始忧虑，农产品的整体价格提不上来，真正能到达农民手里的钱是非常少的一部分。“如果西红柿是六块钱一斤，农民能够拿到其中的两块甚至一块，都算是比较多了。剩下的那部分大多在供应商、超市、运输和水果损耗的部分被抢走了。”
图丨康森种下的黄瓜苗
张稼时还在研究所里钻研虫子。她觉得自己足够幸运，但也有时觉得，农学科研过分漫长的特殊节奏，对农学生是一种显性的消磨。
张稼时说，科研不会等到害虫爆发的时候才开始投入，“一般都是提前10年或者20年去布局”。学者们根据已知的政策，针对其中的风险点进行研究和预案，如果之后虫害真的发生，方案才能直接用上。在作为学生的张稼时眼里，科研的正反馈遥遥无期。
她忍不住跑去问自己的老师：“我做这些东西难道真的有意义吗？”
她得到了两次开导。第一次开导，是老师的回答。老师对她说：“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意义。哪怕得出错误的结果，也是为别人规避了一个错误的选项。”
第二次来自她种的草莓。她种了十二盆，摆在研究所外面的路边。有天张稼时发现，十二盆草莓里被偷走了两盆，“别人的植物都不偷，就偷我的。”至今她也不知道，是谁拿走了她的实验数据——张稼时感到有些郁闷，又觉得好笑。
被偷窃，让她看到了劳作成果的价值：毕竟那是两盆结出了果实的草莓。
论文、就业、工资、成果，追赶着所有人，也没有放过农学生。但农学悄无声息，还是改变了某些东西，让他们同时看见另一种衡量生活的时间尺度。
张稼时已经读到博士，她打算走一步看一步。她的老师告诉她，农学人不能有救世主的心态。植物不像化学实验，人为操作可快可慢，也不像数学推算，拥有灵光一现的瞬间。实验室里仍有许多无法参透的问题。比如，为什么有人种的番茄，长得老高了，就是不结果呢？
“我们农学就是要等，着急也没有用，或许一回头，你的苗就结出了果子。”长久观察其他生物之后，农学人知晓了万物平等的课题。人改变不了太多事，就如同世界上的一棵树、一棵粮食、一棵杂草。总会有对于杂草而言正确的土地，到那时候，它便是一棵有用的草。
任何生命都不得不顺其自然。即使读到博士，张稼时还是免不了看天时，看地利。
想让老天下雨的时候，她在地上画八卦图求雨；想让老天出太阳，她就在朋友圈发晴天娃娃和种太阳的卡通图片——那张图片上，齐齐挂着三个微笑的太阳，下面是一排摇头晃脑的向日葵，享受着成倍的光芒。
*应受访者要求，人物信息有适度模糊
